电影《破·地狱》导演陈茂贤接受《环球时报》专访:“电影帮助人的力量是无价的”

“新旧观念的碰撞”

环球时报：拍摄《破·地狱》的契机是什么？

陈茂贤：前几年我的亲人陆续离世，导致我有段时间情绪十分糟糕，常常在遗憾“为什么突然没有时间了，我还没有好好跟他们相处”，也会问自己“如果人从出生就开始倒数，我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”于是我想认真去探讨生死这个命题，做了一年半调查，去学习神秘的香港殡葬业，看各种不同的葬礼和“破地狱”仪式。后来我找到了答案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死亡，但我们能做的是把握当下，多表达自己的爱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

“破地狱”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但它正在被世人遗忘，很多年轻一代都不清楚其存在的意义，片中反复哼唱的“南音（闽南传统音乐）”亦是如此。我们希望通过影像的力量，将这些宝贵的文化元素传承、保留和记录下来，传递给下一代，让年轻人知晓原来世界还有“破地狱”这样的传统习俗和南音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。这也是我拍摄《破·地狱》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我不想看到它们被慢慢遗忘。

环球时报：影片中道生和文哥的冲突是否代表传统和现代观念的碰撞？

陈茂贤：其实整部影片都是新旧对碰，“破地狱”背后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仪式，更是长辈们价值观的传递。然而，如果以现代价值观去衡量，有些传统观念或许让人感到困惑不解。因此我一直在寻找平衡点，一方面，我们要尊重长辈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；另一方面，人类是一代代在进步的，我们需要以现代价值观去理解、探究这些传统背后的原因与意义，更加理性地传承而非盲目追随。当你真正理解的时候，就可以达成“新旧融合”了。

“我改了48遍结局”

环球时报：影片为什么强调“活人也需要破地狱”？

陈茂贤：《破·地狱》片名中间有个点，因为我不仅想讲“破地狱”这一传统仪式，更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地狱”要破除，它或许是我们面临的种种难题，是难以破解的人际关系、不好的心情或身体状况，这是我们必经的人生。但当你看地狱时，它也在望着你。如果我们不和“地狱”缠斗，是不是就能走出来？

我希望大家看完影片后，能勇敢迈出第一步，积极破除生活里的困境。影片在香港上映后，有观众过来跟我握手，告诉我他心中的释怀。我拍了这么多部电影，第一次感受到电影有帮助人的力量，这比影片得到好票房更重要，因为它是无价的。

环球时报：有传言说结局经过多次修改，是这样吗？

陈茂贤：我改了48遍结局，原先想传递给大家的是“人要珍惜，当你在得到什么的同时，你一定也在失去。”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版本是文玥给父亲“破地狱”后，又为道生的儿子做了超度法事。同事们看过后不停“骂”我结局太悲惨，让他们“哭得稀巴烂”，黄子华也每天都在跟我说“导演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可我觉得你不能这样。”

原本我很坚持，但有天早上我想起子华说过，我们电影人应该有一种责任，要传递正能量。我整个人像是突然清醒过来，如果现在的结局可能会让观众误会甚至产生不好的感受，自己这辈子都会不安心。于是我就修改成现在的版本——道生的车和一辆灵车走到分岔路口后分道扬镳，人生就好像一段车程，我们把代表死亡的灵车留在原地，道生和女友则搭车穿过隧道，走到更宽阔的马路上。

“香港电影的更多可能性”

环球时报：为什么选择许冠文和黄子华这两位“笑匠”出演，卫诗雅此次表现如何？

陈茂贤：我看过黄子华好多戏，他很厉害，是个有毅力、演戏力量很足的演员，因此我从一开始就觉得道生必须是他来演。许冠文是我的偶像，香港电影界“祖师爷”一样的人物，以前我只能远远看到他，没机会打招呼。我们都是喜剧出身，这次一起创作《破·地狱》，也是想向观众展现更多可能性，香港电影和演员没有停留在大家看到的表面。

我写剧本的时候在想，文玥想要传承父亲衣钵做“喃呒师傅”被拒绝后，救护员这个行业或许是她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机会。香港女性救护员少之又少，文玥觉得在和爸爸做同样的事情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对抗。

文玥为父亲“破地狱”那场戏我们准备了快一年，起初我找了3个月都没有“喃呒师傅”愿意教卫诗雅，后来有位师傅说“就算学也得学3年”。诗雅练到第9个月时，我们感觉有成果了，但是拍摄前一天彩排还是把她的头发和眉眼都烧到了。于是我问她要不要找替身，她拒绝了。拍摄当天好像祖师爷在保佑我们，她和郭志斌配合得很好，拍第二遍就成功了。

环球时报：希望通过《破·地狱》为香港电影带来什么？

陈茂贤：我希望《破·地狱》能给香港电影带来突破，可能是多了一条路，让大家看到港片更多可能性。以前提到港片总是想到动作片、警匪片，现在或许大家觉得剧情片也不错。我们这代香港导演也在努力寻找人物和故事，相信只要我们创作好剧本、讲好故事，观众是愿意回到电影院看电影的。